因此，致使皮埃尔·格兰瓜尔不愉快的原因，既不是他恨红衣主教，也不是他不屑于他的光临。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见多识广，而且衣衫太破，所以特别希望他序幕里的许多隐喻，特别是他对法兰西狮王之子的称颂能让那高贵的耳朵听见。不过，在诗人们高贵的本性中占主导的并不是利害关系。假定诗人的整个人可以用“十”这个数字来表示的话，可以肯定，一个化学家对它进行分析、化验时，就像拉伯雷所说，就会发现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利益，而十分之九是自尊心。因此，大门为红衣主教打开时，格兰瓜尔那因众人的崇敬而膨大鼓胀起来的十分之九的自尊心正处在一种神速的发展之中，致使我们刚才在诗人们的气质中所指出的那种利害，仿佛给窒息了似的，变得无影无踪了。此外，这种利害是不可或缺的，诗人如缺少了这种现实和人类的重负，便无从触及大地。格兰瓜尔高兴地感受到，观察到，甚至可以说是触摸到全体观众——说实在的，他们是一些无赖，但那又有何妨？——他们好像被他贺婚诗的随处可见的长篇大论给镇住了，惊呆了，好像都喘不上气来了。我断定他自己也在分享观众的这种幸福，他可不像拉封丹 [5] 在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首次公演时问道：“这胡拼乱凑之作是哪个粗坯写的？”格兰瓜尔真想问问他身边的人：“这是谁的杰作？”现在，我们可以判断得出红衣主教不识相地猝然而至在他身上产生什么影响了。